高中时候总是在回教堂结束晨起第一段经文后独自一人穿过迷蒙幽静的邻里小路来到大路旁的一棵树下，距离巴士站有三四棵树的距离，为什么总是那里，我也不知道，像一种自然而然的定律。
六点钟左右，校车到了，上车时也不和谁打招呼，门“chi”一声关上，有种陈旧机器的机油味，而车上三三两两的白衣少年少女，各自昏昏欲睡。我喜欢选靠窗的位子，校车没有冷气，但打开窗子清晨的风又有点太冰凉，折衷留一个小缝，足够吹乱头发，透彻鼻息就好，然后把书包放在大腿上，调整坐姿，一路点着头，直到巴士抵达临海的校园。
二十分钟的路程，到校了天色依旧幽冥，课室里空空荡荡，兀又埋头在木桌上。有时睡不着，只是懒懒地趴着，直到同学慢慢填补课室的空洞，才上前问他们是不是有数学习题或物理习题可以借抄，有时候还尴尬地要再借一张活页纸。高中于是练就一手潦草的笔迹，仿佛为现在的记者生涯打基础。很快就把功课解决了，其他同学依旧陷在赶抄功课的漩涡里，我自己一人走到大食堂，买粥品、粿条仔，一定要放豆薄和辣椒酱，吃饱饱才好撑过每天起首最难挨的第一二节课，但其实九点钟第一个下课，总还会和班上的男生到大食堂马来饭档吃一盘炒饭，高中生涯像是疯狂发育般的饥饿。
有时候忘了带课本，要去其他班上张罗，一班一班叩门，一些夸张的同学还从朋友那里弄来其他班的课程表，早就拟定借课本的路线图，物理和理（3）借，生物就得找理（4）之类，有条不紊，但最怕其他班上有人行动不便，教室突然转移了，明明近在眼前的却必须上下四层楼奔跑，路线图的努力只能算白费，至今仍然不明了为何理科班总是被安排在最顶楼。况且殷勤的男生还得帮女生一把，总不能看着女生被罚吧，多么英雄主义的小男生的天真。
第二个下课则保留给合唱团，那是固定的集合时间，简短的开会啊报告啊，都在那短短的十五分钟里解决。每次第一个下课从食堂回到班上座位，看到桌上有张画着音符的小卡片，便意味着第二个下课要全体集合了。那样一个质朴的通讯方式，每次见到都要会心一笑，仿佛飞鸽传书的时光。
逢年过节，下课时间是大家互送礼物贺卡的繁忙时段，大家总是带着一点害臊，将手里的小礼物精心摆到在对方桌上，角度丝毫马虎不得，或是神秘惊喜，就得藏到抽屉深处，甚至要翻开对方的书包，却得弄得不留痕迹，实际上四周都是目击证人，但大家依然忘我地坚持秘密到底。
有时上课到一半，老师头顶上的广播器会突然响起，“请JXX XXXX的车主注意，你的车子已被海水淹没”，班上无不暗笑的。高年级的学生总爱开车上学，他们喜欢把车子停在校门马路对面一个深入海水的石灰斜坡，白天退潮时可以停整十辆车子，流动摊贩买卖生意，但悲剧总不时发生，听到这荒唐广播的，大概只有那位当事者要惨白了脸，乱了心搏，慌忙跌落椅子，连滚带爬地冲到海边搭救车子吧。
校园靠海，除了爱吃那出了名的rojak外，其实我很少到沙滩玩耍，和我相熟的朋友也一样，总觉得那里该是风帆社社员的天堂，古铜色的皮肤，没有半点多余脂肪的身材，徜徉在海峡艳阳挥洒的金碧辉煌里。或许是那一点一点的自卑感作祟，捆绑着我对海的向往，所以自小害怕水，害怕徜徉，总是循规蹈矩，少了几许轻狂。
临海那有停泊私人游艇的小码头，码头旁有个露天网球场，终年不见有人打网球，白衣少年少女总爱往哪儿跑，嬉耍玩闹，吹吹海风谈心说地，小海岬边沿尽是椰子树，岬底是乱石堆，我们总爱跳下石堆寻找海蟑螂的踪迹。为什么要找海蟑螂，我已记不清原因了，但我清晰记得，我们掀起一块石头，那些黑得发亮的海蟑螂便辐射般迅速爬过石板，躲到其他石缝里去，消失在只属于它们的无尽黑暗之中，完全不留一点痕迹，俗语说的时光如白马过隙，而我们的青春时光却正如海蟑螂，总令人心悸、神秘而又充满魅惑，使我们沉迷，使我们耽溺，一眨眼就都逃走了。
那时候数码相机不普及，手机都很原始地尽忠于沟通的功能，拍照是很稀奇很快乐的事情。在海岬拍摄宣传照，海风撩拨发迹，大家都露出额头，加上真挚的微笑，世界真是灿烂得不得了。
我曾与喜欢的女孩一起缓缓从免税城沿着海滩步行回校，她走在路肩上，我走在柏油马路的边沿，任来往的车子掠过，紧张得没法接话，我竟然唱起歌来，时光粘滞，那样一个画面，除了海的无垠，还能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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